某作家曾经在一本小说中，以土改中地主后人的视角，大谈特谈地主的“善良”和“无辜”，借此用来攻击五十年代的土改政策。
除此以外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，我们也能看到，地主们未必都是坏到骨子里，比如白鹿原中的“白嘉轩”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华北还有不少地主，主动减租减息、支持抗日。
地主阶级在个人行为上，固然是有好有坏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阻碍社会发展的，从来就不是地主的个人，而是整个地主阶级。
简单来说，作为一个地主，不论他在人前是大善人还是恶霸，在主观上都会极力维护自身的阶级立场，从而表现出地主阶级固有的阶级特点。
地主，天然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反过来说，一个不站在自身立场维护自己利益的地主，我们只能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，但本质上他已经不再属于地主阶级。
白嘉轩会善待鹿三，也会跟他一起下地劳作，也会给他更多的酬劳，但如果有机会，他绝不会放弃购买鹿子霖的天字号水田，也不会放弃继续从村里其他佃户手中收购土地。
本身没什么毛病，但正是一个个地主这样的自发的操作，让整个地主阶级呈现出一种封闭保守的特点，也因为在步入近代社会以后，会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阻力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地主阶级为什么会阻碍社会生产力？为什么要一定要废除地主阶级，或者说，为什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，是我国有史以来甚至放眼全球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？
第一个问题，地主为什么会不能的不断买地？
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环境下，土地，是最稳定也是最持久乃至于风险最低的一种投资。
假设你是生活于1900年的地主，现在面临两个选择：
选项A：投资100两银子买10亩地，年收租15两，五年后土地可能增值到120两
选项B：投资100两银子办纺织厂，年利润20两，但可能被洋商挤垮、遭遇火灾、工人罢工。
理性地主的选择必然是A，因为：
风险差异：土地是实物资产，工厂是风险投资。
土地可能会颗粒无收，但灾年过去以后还能提供产出，而工厂一旦破产，则会血本无归，即便是未来经济形势好转也不会凭空复活。
尤其是对于地主们来说，坐拥几百亩甚至上百亩土地，即便是在天灾年份，大部分土地减产或者绝收，也不会影响地主一家的生存，所有的天灾只会转嫁给辛苦劳作的佃农。
管理成本：收租只需一个账房先生，按照上千年以来的传统种地模式，按部就班的干就是了，办厂需要专业人才，需要面临不断变化的外部竞争。
代际传承：土地可传子孙，只要不是富贵这种好赌的败家子，土地可以一直持有。工厂可能因经营不善破产倒闭。
资本的本质是为了寻找利润，这话是用来形容资本主义社会的，实际上放在小农时代也是如此。
地主们攒下的余粮和土地就是资本，土地是那个时代最有性价比的投资方式，虽然保守但安全。所以攒下的余粮的最大去处，就是继续投资土地。
下边这个案例就很有代表性：
1876年华北旱灾时，山东王家庄地主的应对策略是这样的：
第一步：提高粮价4倍（每石从1.2两涨到5两）
第二步：以\"赈灾\"名义放高利贷（春借1斗秋还3斗）
第三步：次年吞并34户绝收农民的土地。
你看，一场灾年过去，地主不仅没有破产，反而财富规模还扩大了。
这个逻辑不仅仅是对老地主而言，哪怕是一个小农民，通过自身的勤俭持家扩大了家业，最终的结果还是继续增持土地。
所以自秦汉以来，大家会发现一个历史铁律，任何一次王朝更迭，经过重新洗牌以后，哪怕大量老牌地主被暴力消灭，新王朝治下的农民们也会不断地互相兼并土地，然后形成新的地主阶级，新地主继续剥削兼并小农民，然后土地不断的向地主们集中。
这个过程叫土地兼并，结果就是失地农民越来越多，因为失地农民没有其他就业选择，要么出门讨饭饿死，要么去劫富济贫，走上造反的道路。
以上，可以总结为一句话，在小农经济时代，资本的主要流向，是投资土地。按照钱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增值的逻辑，钱都流入农业领域了，其他领域怎么能发展起来？
所以第二个问题就衍生出来了。
地主阶级为啥不投资技术？哪怕咱研究一下农业生产，搞一搞技术升级也可以啊？
不好意思，他们不会！
用一个简化的模型来举例，感觉费脑的朋友可以直接看结论。
清代某县
地主数量：10人每人土地：100亩亩产量：2石（1石≈150斤）粮价：1两/石地租率：50%
初始状态：
每个地主年收租：100亩×2石×50% =100石总收入：100石×1两 =100两
情景一：仅1个地主技术升级
张地主引进良种，亩产增至2.8石（+40%）收租量：100亩×2.8石×50% =140石其他9地主不变：各收租100石全县粮食流通量：张地主售粮：140石其他地主售粮：9×100石 = 900石总流通量：1,040石（原1,000石，增4%）总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，粮价微跌：1两变成 0.96两（跌幅4%）收入对比：张地主：140石×0.96两 =134.4两（+34.4%）其他地主：100石×0.96两 =96两（-4%）
情景二：大家看到了张地主升级带来的好处，于是第二年，全体地主技术升级。
亩产均增至2.8石每个地主收租：140石总流通量：10×140石 = 1,400石（+40%）粮价暴跌：供给增40%，需求大体不变，粮价暴跌40%。粮价 = 1两 × (1 - 40%) ≈0.6两（跌幅40%）实际粮价：0.6两（历史常见跌幅）收入对比：每个地主收入：140石×0.6两 =84两（比原100两下降16%）
如果出现情景一，则接下来一定会出现情景二，因为不升级就意味着亏损更多。跟别人一起升级技术会少亏，但跟不升级技术相比，还是会亏损。
在这个模型中，我去掉了很多因素，比如人口新增，存储需求等，如果加上这些因素，数字会有变化，但逻辑是不变的。
《浙江通志·农业卷》载：
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宁波府试种双季稻，至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亩产较单季稻增28-35%（原单季亩产2.1石，双季合计2.7-2.8石）。
大约同一时期，宁波府下属的鄞县《鄞县志》记：
\"光绪初，米价每石制钱二千八百文，及双季稻广植，五年秋跌至二千文\"（跌幅约28%）。
经济史学者王业键测算，1875-1885年浙东地主实际地租收入下降约15%。
这就是典型的“囚徒困境”，所以最好的结果，就是大家都不要升级。
这一点，跟大萧条时期美国资本家倾倒牛脑是一个道理，跟欧佩克限制石油产量也是一个道理。
在工业文明时代，粮食以及各种工业品的市场更加广泛，可以流向全国或者是全世界，市场大，需求就广泛，个别企业通过提高技术，就可以短期内获得超额收益。
然而在小农经济时代，交通落后，市场狭小，增产对于价格的影响会非常明显的反噬到地主的利益上。
即便是在工业文明时代，一旦出现盲目的增产扩张，当生产过剩叠加消费低迷的时候，同样也会出现价格暴跌这种经济危机现象。
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式，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盲目增产，而地主阶级们则是通过自发性质的集体抵制技术升级，来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。
除此以外，搞技术升级还会带来其他不稳定因素。
比如，土地产量提高，佃农生活状况改善，或自由时间变多等等，总之共同的结果就是，佃农不再过于紧迫的依附于地主，那么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控制，乃至于在当地的话语权，都会减弱。
毕竟，大家都能吃饱饭了，谁还要听你念经啊！
企业家愿意拿出来上千万做慈善，但绝不会轻易放弃996，前者可以提高声望，后者却影响的是切身利益！
所以第三个结果又产生了。
当一个社会的经济主体只有地主和农民参与的时候，人口的流向也会被固化。
要么参加科举考试出人头地，要么留在村里安心务农。
出人头地的人有了资本结果还是买田置地，务农的人一旦有机会，还是买田置地。
人才不会流向其他领域，劳动力也不会大量从事其他领域。
最终的结果就是，经济上封闭落后，文化上更加保守。
谁要是提出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，马上就会被口水喷死。
这种经济模式放在古代，没啥大问题，反正大家都是一块贫穷，或被人剥削，或者去剥削别人。
毕竟比来必去，都是跟自己比。
然而到了近现代社会，一部分率先打破这种模式的西方国家，搞出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，你再这么搞下去，就要落后于人，落后就要挨打。
想要发展工业，就必须要解放劳动力，最大的劳动力在哪里？还是农村！
英国人通过血腥的圈地运动，一步到位将农民赶到工厂去上班，美国人通过南北战争废除黑奴和西进运动，以工业化带动西部农业化，发展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主经济。
只有我们，既没有强大的工业化来带动农业，也不能通过暴力手段将农民赶出土地，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工业化进度条拉到了一百年，仍然没法打破强大且封闭的小农经济，即便是到了公知们人人羡慕的民国时代，我们的经济主体仍然是小农经济为主。
从这方面来看，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就很有必要。
是的，土地是你家祖祖辈辈经营攒起来的，作为靠自己本事起家的地主阶级，本身没有什么善恶，遗憾的是，你的存在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，尊重你，只会让社会更加止步不前，保护你，只会让大多数的人口难以果腹，让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保障。
所以这个阶层就必须要消失！没有你，对我才最重要！
这才叫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”。
话聊到这里，自然是免不了被喷的，毕竟土改之后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弯路，然而道路的尝试，本身就是一场未知的探索，如果不是有过这种尝试，又怎么会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道路？
正是因为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，八十年代回到正轨以后，农村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解放，乃至于人口流动，大量闲余劳动力在农闲时期流入城市，中国的工业化才能真正启动，城市化才能发展。
今日所有可以被称为发展奇迹的成就，无不始于七十多年前的那场土改。
十几年前，互联网上经常出现“印度赶超中国”的话题，真正明白了土改的意义之后，再回头来看，不解决土地问题的印度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超越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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